2024年5月14日 《今晚报》“津风物语”发布

    永乐皇帝因“天子渡津”之故为天津赐名，此种说法经多年流传，已经近乎共识，然而此说颇有可商榷之处。

    一则，从未有皇帝以“天”命名自身行迹之情况。“天”字在旧时从未作皇帝解，皇帝与“天”的关系应是“天子”。汉代以上，皇、帝、天、天子自有其关系系统，此不赘述。汉代以后，天子逐渐解作上天之子，《白虎通·爵》：“天子者，爵称也。爵所以称天子者何？王者父天母地，为天之子也。”故天子和天绝不等同。若说天是天子缩称，如“天颜”解释作“天子颜面”，则应该是自下而上角度，而不应该是皇帝自身角度。皇帝的作为或用物，应称御，如乾隆笔墨落款常为御笔等。

    二则，赐名说不符合卫所命名规律。设立卫所，起始于洪武元年之前，并于洪武十三年左右定型。洪武十三年之前卫所命名，大致分为两类：一是军名，多是军中旧部名称的延续，如水军左卫、骁骑右卫、龙虎卫等；一是地点，如苏州、镇海、扬州、凤阳左、皇陵等卫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地点并不等同于地名，如皇陵卫，即朱元璋父母埋葬处，而非地名。洪武十三年之后，新设的卫所几乎全部以地点命名。永乐元年二月，朝廷进行卫所调整，涉及燕山左、燕山右、天津右等六十一个卫及常山等千户所，这些卫所中，除去京师附近的义勇、神武、武成、忠义等老牌卫所仍是沿用旧军名外，其余全部为地点名，天津概莫能外。

    三则，赐名是大事，理应见诸记载。若言朱棣在此渡河时当即赐名，则当时朱棣尚未登基，于情理不合；若言朱棣是登基后再赐名，因为隐讳的缘故，未加记载，那么为了隐讳就更不应该行事后赐名之举。古代皇帝赐名是大事，《起居注》《实录》等记载详细。有明一代，皇帝赐名的对象较多，既包含“远人来归，宜有以旌”的外藩或外邦族，也有功臣及子孙，甚至包含如《大明集礼》等书、龙兴寺等寺庙、“飞越峰”等马匹牲畜。各代《实录》记载了明代皇帝赐名事250例，赐姓（含名）等事50例。《太宗文皇帝实录》对天津卫设立有明确记录：“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，宜设军卫，且海口田土膏腴，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”，但并无赐名记载。

    四则，不符合明代行政制度。百姓编排故事，常将皇帝和朝廷混为一谈，但实际行政事务，必然遵从朝廷行政流程。明代朱元璋废宰相后，内阁行政制度逐渐成型。当时行政流程是百官条陈，内阁票拟呈皇帝批红，然后交地方实施，或者是皇帝授意，内阁票拟呈皇帝批红，然后交地方实施。也就是说，卫所改革及命名不应是自上而下，而应该是自下而上。永乐元年二月，令天津右卫等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，是天津卫所首次被记载，此次改隶，共涉六十一卫，其行政流程，同样是自下而上。况且天津有明一代只是静海县之一隅，朱棣起兵时向南千里，此处只是一小站，并无紧要干系。而天下卫所三千余，卫五百余，若言皇帝有心思关注一个卫所名称，似有不妥。

    五则，“天津”为旧词，指银河畔或天津星，何又单独衍生新意？自春秋战国起，该词一直被广泛、大量使用着，如屈原《离骚》：“朝发轫于天津，”阮籍《咏怀》：“遥顾望天津，”骆宾王诗“疏派合天津，”李白诗“胡雏饮马天津水”，白居易诗“晚归骑马过天津”，司马光诗“析木带天津”,王安石诗“却含愁思度天津”等等，天津一词，古诗文中使用非常频繁。朱棣同时代文人，刘伯温诗集中30余次出现“天津”，宋濂诗“江南杜宇啼天津”，高启诗“萦贯天津若绛河”。如此广泛使用的词被赋予新意，未免儿戏。

    关于天津名称的来源，笔者以为是“天津星对天津地，天津地设天津卫”或“天津星对天津地，天津地驻天津军，天津军改天津卫”。即因天津星分野在此，故此地原本即称为天津地区，《元史》载，元朝时此地河流即被命名为天津河，曾设天津巡河官，上有天津桥，周边有天津关等皆是佐证，天津地区的卫所设置，依据地点命名法，则是天津卫。或者因天津星分野，于是有天津地区，后驻扎在天津地区的军部，称天津军，然后改天津卫，如是而已。